2008年3月16日 星期日

亦儒亦俠一史家 我所認識的林曙光先生

作者:鄭春鴻
冠學先生說:「生而為高雄人,可以說是林曙光的天職,別人幾乎無法頂替。」他的過世也將是高雄文史研究無法彌補的損失。」

詩人陳坤崙兄來電告訴我曙光先生過世的消息後,我突然有一種孤獨的感覺。我一直把曙光先生當成同業前輩,一個可以終身學習的新聞同業。
更具體地說,他給我的形象是一名真正的新聞記者,而真正的新聞記者即使相識滿天下,但是終因為職業上與道德上的堅持,反而不見得能見容於人際之間,而不免有一種說不出的孤獨。
做為一位永遠的新聞記者,我常說曙光先生博學,他卻對我說他是「雜學」,不論是博學或是雜學,我對於他始終懷抱的「一事不知,記者之恥」的精神是十分佩服的。最可貴的是他「跑新聞」雖然跑得勤快,但對於採訪的對象則保持七分投入三分冷靜的態度;七分的投入在於挖掘真相,三分的冷靜,在於平衡他的投入,目的在確認他所瞄準真相,以避免太多的投入,反而閃失了真相。
如果我沒有失察的話,在他的眼中,在他的筆下,除了郭國基先生之外,沒有一個是英雄,他對任何大人物,七分褒總有三分貶。好話人人愛聽,聞過則喜的人可就鳳毛麟爪了。正因如此,被曙光先生寫過的高雄人物,其後人對於曙光先生常常「不知如何言謝」。而特別令我折服與仰慕的是,他對某些大人物,七分貶也總不忘了三分褒,一種「理解的同情」( 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使他的人格與氣派自然地流露,也讓我深深地感到一個優秀的新聞記者與一個歷史學者之間可以有互通之處。
曙光先生本名林身長,高雄市鹽埕人,生於民國十五年七月廿一日,民國八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下午因心臟衰竭病逝於寓所。他早年負笈東瀛,畢業於日本京都中學,並在立命館專門學校修習化學。光復之後,他束裝返台,就讀於台灣師範大學史地系,大二時因六三學潮,特務到台大、師大逮捕學生,為避難而返鄉。
他是台灣文史工作的先驅者,在世時以林曙光、照史等筆名聞名,為當今編修近代高雄史,尤其是高雄人物誌成績最豐碩的第一人。現在台灣各地都有文史工作室,曙光先生早在台灣光復不久就投身地方文史研究,他、一輛摩托車和一屋子的書就是高雄的第一個文史工作室。
曙光先生早年的著作《打狗滄桑史》對於高雄的歷史、地理、人文均有簡要的解說,為第一本以現代歷史方法詮釋老高雄的專書,後進學子受教於本書而開啟研習本土歷史智慧者不計其數;晚期作品《高屏地名物語》以橫切的方式撰寫,將高屏史地貫穿一氣,與前書併讀可收雙效之功;《打狗搜神記》則為高雄寺廟的百科全書,他也是台灣民間信仰研究的拓荒者。
他的地方文史研究,除仰賴大量的研讀史料之外,著重於親身的田野調查,其用功之勤,讀者可從作品窺見。
曙光先生的早年另一著作《高雄人物》(三輯) 風靡文壇數十年不衰,他以春秋之筆,在本書中臧否時人,該褒則褒;當貶則貶,其不畏強權、不從流俗的史家風骨對文化界影響尤其深遠。
曙光先生對台灣文學史具有劃時代的貢獻。光復初期,他應當時台灣新生報《橋》副刊主編史習枚之邀,為不諳漢文而以日文寫作的台灣早期作家譯介他們的作品,曙光先生在這個時期的貢獻被文學史家葉石濤先生譽為台灣文學的「橋中橋」。
除了在地方文史工作及台灣文學運動的成就之外,林老先生在台灣的俚語、諺語的研究成績更是可觀。他的力作《打狗瑣談》、《打狗采風錄》以故事敘述的方式寫作,讀來如聆聽一首鄉土的迴旋曲或讀一本幽默諷頌錄,令人低迴不已。他的俚諺專書與坊間不同之處在於講述的方式。一般的俚諺書做的只是「名詞解釋」的工作,曙光先生的書則是一本本的故事集,他把相關的俚諺安排在同一個故事裡,夾敘夾議,生動有趣。讀者一則了解俚諺的真正出處,二則明白相關俚諺的正確用字與用法,同時又從故事中長見識,可以說是一舉三得。
曙光先生的先人是漁貨世家,他對於台灣四時俚諺的研究所以有獨到之處,據他告訴我與他的先人從事漁業,必須準確地掌握四時節氣、天候有關。他從小耳濡目染,對於節令與大自然的俚諺便有許多無人能比的經歷。高雄市文獻會因曙光先生在這一方面的研究成績斐然,於是邀請他撰寫《打狗歲時記稿》。
曙光先生熱情、健談,做為他的座上客,是一種令人永難忘懷的經驗。
我雖然年齡只有他的半數,但是眼前的他待你如弟兄,形勢上逼得你非得一下子長大三、四十歲不可。
我在讀高中的時候,已從高雄瓊林舊書店購得曙光先生的幾本著作,拜讀之後對作者十分欣儀。一次,我與冠學先生因事一起坐火車北上,途中,我向冠學先生透露對一位筆名為照史的作家非常欽佩,冠學先生乃告訴我此人是他的至交,並且答應返高之後帶我去拜訪他。
十一年前的一個下午,冠學先生領著我第一次以孺慕的心情拜謁曙光先生,當時曙光先生住在民族路的一條小巷弄裡,記憶中每入巷總有惡犬狂吠。進門的小客廳沿著牆邊有兩張與醫院一模一樣的病床,牆上掛著幾禎小佛像畫片及隨身唸珠。原來他因外出田野調查,在凱旋路平交道被火車撞到,拖行數公尺,此時雖然大病初癒,但是元氣大傷。
我坐在一旁聽著他與冠學先生的對話,談老高雄的麻桑、談地方人物的趣聞、談采風的獵奇、談他為三信高商學生四書讀本的譯注、談林迦先生、吳濁流先生、談劉捷先生,談他最佩服的郭國基先生等等。談到余登發先生時,曙光先生指著客廳一張三人座的木製椅子說,余老的公子余瑞言先生經常到林家作客,他的身材魁梧,一日在林家沙發上午睡,竟把沙發給睡垮了,於是買了一座木製堅固的長椅賠罪。
我雖是曙光先生的書迷,當時他所說的很多話題,我卻只能聽懂一二;反而眼前這兩位老朋友之間對話的情調卻令我羨慕不已。他們的談話時而輕快、時而滯緩;時而激昂、時而抑鬱;自然、舒坦,但仍不掩老友難得相會的一絲興奮。我心裡想著,如果我這一生,也能交一個像這樣的朋友,那該有多好。
他取出一本小學生用的練習本遞給冠學先生,裡頭寫著密密麻麻的蠅頭小字,這些都是曙光先生寫作時,遇到不知如何書寫的台語。冠學先生對台語文研究極有造詣,曾著有《台灣的古老與古典》(第一出版社)一書,曙光先生寫俚諺所用的台語文都是寄明信片(當時冠學先生未設電話)向老友請教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塊厝」的「厝」字,應該寫成「茨」字。「厝」字是屍體暫停之處,錯用得可離譜了。
臨告辭,曙光先生從床塌邊的小木櫃裡取出一疊手稿給我,我翻出幾篇速讀。原來是一篇篇台灣俚諺的故事集,我的第一印象是這些文章既是故事,又是歷史,還可以當做台灣俚諺的民俗學讀本,簡直美不勝收。我如獲至寶地將手稿攜回報館,等不及趕緊推出以饗讀者。果然,自從曙光先生的專欄推出以來,讀者反映十分熱烈,此時曙光先生息筆已久,年輕一輩的讀者萬萬沒想到高雄還有這麼一位高手可以如此生動為他們演義高雄的歷史。有一次,西子灣副刊做了讀者問卷,結果曙光先生和創作《幾句話》漫畫的何立偉先生被選為最受歡迎的作家。
曙光先生博學彊記,我曾向他詢及一些家族或友朋長輩的往事,他竟能很細微地道出許多原本我以為只有當事人的至親才知道的小事,使我感到非常意外。
他忠奸分明、嫉惡如仇,不過依然不失俠骨柔情。才一個下午的晤談,他的真性情讓我大吃一驚。儘管當時他仍在病褟,病容猶存,但是我看到的是卻一個真正的男人。
之後,我因編務常前往向曙光先生請安。我一直這麼認為,以他耿直的真性情,如果他願意多跟我聊上幾句,我大概就不會是個什麼大壞人。
曙光先生在西副共連載了六本新作品,這段期間我看到的他,就像一朵巨大的向日葵,無畏地注著烈日,即始眼球裡最後一滴淚水將被蒸發,他仍然要拼命地創作。據林師母告訴我,曙光先生鎮日埋首寫作,經常通宵達旦。他常打電話給我,告訴我正在撰寫的某一段往事的片斷,因此,我收到他的手稿,經常是第二回的拜讀。
曙光先生的一生幾乎可以說為高雄而生,他終其生命為「高雄學」殫精竭慮。冠學先生說:「生而為高雄人,可以說是林曙光的天職,別人幾乎無法頂替。」他的過世也將是高雄文史研究無法彌補的損失。」所幸,哲人其萎,典範仍在,且讓我們踏著林老先生的步履,來愛我們的故鄉,關懷我們的故土吧!
我總覺得曙光先生並沒有真的走了,只要我一豎起耳朵,就可以聽到他宏亮的說話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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